一帶一路建設對於提升中國的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

一是加強政策協調機制建設。這是內陸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基礎。一方面，要加強中央政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協調力度，

積極構建多層次的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通過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共同協商解決區域間合作中的問題，共同為務實合作及大型項目實施提供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要調動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加強其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城市之間的政策協調。

二是建立健全投融資體制。這是內陸地區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可鼓勵東部地區發展以民營資本為主導的股權投資基金，引導其更多地參股內陸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工程項目。

可整合現有的存量財政金融資源，設計合理的財政金融架構，讓資金流良性運轉，走活整盤「一帶一路」的「大棋」，帶動內陸地區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

同時，需要從國家層面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加快絲路基金組建運營，共同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籌建，其中亞投行的項目資金可更多地向內陸地區傾斜。

三是完善經濟政治風險管控機制。這是內陸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可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風險預警處理通道，建立最快捷反應的風險防控方案。

強化區域監管當局間的協調一致，進一步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監管當局間的溝通互動，擴大信息共享範圍，提升在重大問題上的政策協調性和監管一致性，逐步在區域內建立高效的監管協調機制。

要建立健全應對跨境風險和危機處置的交流合作機制，協調各方行動，完善共同應對處置經濟政治風險和危機的制度安排，共同維護區域合作和經濟社會穩定。

四是強化國際化人才培養機制。這是內陸地區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國際化人才就沒有推動 「一帶一路」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可通過設立「國家『一帶一路』人才基金」的形式，鼓勵更多東部地區的高端人才向內陸地區流動。

加強內陸省份高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學合作辦學，擴大相互間留學生規模，深化沿線國家間人才交流合作。從實際情況看，需要進一步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種培訓的投入力度。

五是推進生態保護聯動機制。這是內陸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目標，但也不能忽視生態安全的特殊地位。

要推動內陸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建立生態保護協調機制，建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在生態保護、防災減災等方面的聯動機制，大力開展城市環境、大氣質量、防風固沙、水原保護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加強對解決重大環境問題的溝通協商，可規劃實施一批共同參與的重大環境保護項目，設立形成若干個「『一帶一路』環境合作保護示範區」，為促進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2)一帶一路促進跨境人民幣擴展資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然而，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支撐傳統開放型經濟體系的要素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

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比較重要的瓶頸問題：

首先是全球價值鏈的興起改變國際競爭方式。全球價值鏈是貿易投資、服務、生產的一種綜合體，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國際競爭由整個產業鏈的競爭轉變為在產品某個環節、任務和功能上的競爭。

我國傳統發展模式下的獎出限入政策和各種政府干預政策，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往往事與願違。國際分工模式的變化對我國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的變革，甚至對國內營商環境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們特別不能忽視新技術、商業模式和組織方式的迅速變革。如新技術的典型代表為新一代的信息技術產品、智能製造等；商業模式變革如電子商務、跨境電子商務和互聯網+；

組織方式變革則包括外包、生產的一體化等等。面對新的技術、商業模式和組織方式，要求我國企業、產業和政府進一步提升學習能力，更好的順應和利用新變革。

還有一個是成本與競爭問題，即國內成本上升與國際後來者的「競爭侵蝕」。近年來，國內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等要素成本不斷提高，同時，我國對環境、勞工、安全等規製成本快速上升，使得傳統開放型經濟體系競爭力有所削弱。

而東南亞等周邊國家成本優勢相對明顯，對我國外資外貿的國際競爭產生了後發性的「競爭侵蝕」。

其他方面的瓶頸因素，比較明顯的是區域發展差距的「木桶效應」依然明顯。近年來，儘管中西部地區發展速度超過了東部地區，但我國區域差距的「木桶效應」仍然非常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