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其根本影響「禁穆令對美國的影響」

美總統特朗普就職百日內，先後兩次簽署行政令限制穆斯林入境，首份行政令包括120天內凍結難民接收項目、90天內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利比亞、索馬里、蘇丹）的普通公民入境、對敘利亞公民無限期停發籤證和停止難民庇護申請處理。禁令生效一周後被聯邦法院暫停。之後，他簽署第二份行政令，將伊拉克移除被禁國家名單，把無限期處理敘利亞難民申請調整為120天內禁止。新禁令目前處於聽證會程序中。

散布伊斯蘭威脅、攻擊穆斯林難民，是特朗普一以貫之的政治動員手段。他把行政令稱為“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指責法官叫停第一份禁令將“置國家安全於危險境地”。其實，伊斯蘭極端組織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威脅美國本土安全：一是用網絡宣傳手段鼓動本土恐怖分子；二是中東“聖戰”分子滲透入境。特朗普計劃阻隔的是後者，但威脅美國民眾安全的是前者：本土成長、境內激進化的恐怖分子。

假設911事件後，美國便實施特朗普禁令，那麼，過去15年能阻止多少起恐怖襲擊，能避免多少個平民死亡？答案是零。

據美國“蘭徳”智庫專家布賴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的統計，911事件至今，與“聖戰”意識形態有瓜葛的恐怖分子共在美國實施16起恐怖襲擊，有7起造成平民死亡，但這7起襲擊的施暴者沒有一位來自特朗普禁令中的七個國家。此外，成功製造的襲擊事件以及被警方挫敗的襲擊圖謀，總共涉及147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105人是美國公民，20人持有合法的長期居留證。換言之，85%的“聖戰”恐怖分子都是出生在美國或者長期居於此。

至於難民的威脅，據“人權觀察”組織項目主任比爾·弗萊利克（Bill Frelick）的數據，15年內，美國重新安置了近80萬難民，僅有3人因為企圖製造恐怖襲擊而被逮捕，概率為每10萬0.375人，而美國2016年的暴力犯罪率是每10萬373人。

穆斯林難民並不會威脅本土安全，但被想象成潛入美國發動“聖戰”襲擊的特洛伊木馬。特朗普本想將威脅因子統統拒之門外，卻反而迎合了伊斯蘭極端組織招募戰鬥人員的宣傳策略，把普通穆斯林推向恐怖組織的“懷抱”。

恐怖主義的錯覺

關於恐怖主義錯覺的首要來源，是誇大了其造成死亡的概率。實際上，這個概率只有1/350萬。然而，美國人因槍擊犯罪而死亡的概率是1/1萬，儘管某些恐怖襲擊也是槍擊犯罪。因家用電器出事故而死亡的概率是1/150萬，因空難而死亡的概率是1/290萬。美國平均每年發生1.5萬起謀殺。每年還有6000人因開車講電話或發短信出事故死掉。美國人更可能死在浴缸里（概率是1/95萬），而不是被恐怖分子殺死。

正如《恐怖、安全和金錢：平衡國土安全的風險、利益和成本》一書的兩位作者約翰·米勒（John Mueller）和馬克·斯圖爾特（Mark G. Stewart）用“國王的新衣”來描述對恐怖主義威脅的誇張想象，“美國人似乎已經內化了關於恐怖主義的焦慮感，它取代了過去數十年關於共產主義的憂慮。這種極度誇張的錯覺，可能是不間斷的”。

錯覺的第二個來源，是將近年來西方恐怖襲擊的主要施暴者，所謂本土“獨狼”，錯誤的等同於“聖戰”分子。“聖戰”（Jihad）來自阿拉伯語。伊斯蘭恐怖組織經常使用這一字眼為其對伊斯蘭教敵人進行的暴力活動辯護，一些伊斯蘭學者認為這種行為是不合法的。本土“獨狼”中，只有受到極端伊斯蘭思想鼓動的才是“聖戰”分子。

回到“恐怖主義”概念本身，學界的定義各有千秋，但都基本同意“這是針對平民、非戰鬥人員和無辜者的暴力行為”。恐怖主義並不指向任何意識形態與宗教，歷史上既存在左翼“紅色恐怖”，也存在右翼“白色恐怖”。

“獨狼”（lone wolf）的比喻，起初是90年代兩位白人至上主義者亞歷克斯·柯蒂斯（Alex Curtis）和湯姆·梅茨格（Tom Metzger）用於種族主義宣傳，他們設想本土、小型、單獨、隱蔽的恐怖活動，煽動“日常的匿名的個體或者小團體攻擊政府或其他目標的行動”。

20年前，美國的恐怖主義活動主要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策劃。以1996年出版的兩本著作為例，一是約翰·喬治（John George）和萊爾德·威爾科克斯（Laird Wilcox）合作的《美國極端主義者：民兵、種族至上主義者、三K黨徒、共產主義者等》，他們認為，當今大多數激進組織屬於右翼而不是左翼。另一本是邁克爾·巴肯（Michael Barkun）撰寫的《宗教與種族主義權利：基督徒認同運動的起源》，本書研究了小規模但卻極惡劣的基督徒認同運動。作者認為，白人至上神學理論源於19世紀的一個叫做英以主義的晦澀理論。他還解釋了基督徒認同運動與當代的雅利安國家、地方武裝團隊、三K黨等組織之間的關係。

然而，911事件後美國媒體針對恐怖主義的報道都被反恐戰爭的政治格局所塑造。“恐怖主義”、“獨狼”這些概念的使用情境開始曖昧、模糊、偏狹，乃至最終指向伊斯蘭主義與穆斯林群體。

是其他意識形態的恐怖主義消失了嗎？並沒有。但在報道白人至上主義者施暴時，媒體用“仇恨犯罪”（hate crime）取代恐怖襲擊，用槍手（gunman）、襲擊者（attacker）取代恐怖分子。

據智庫“新美國”研究中心的統計，911事件以來，極右翼分子發動的恐怖襲擊一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包括：2015年南卡羅來納州黑人教堂槍擊案，白人至上主義者Dylann Roof 槍殺了9名非裔美國人，認罪時聲稱是為了點燃種族戰爭。2012年威斯康辛州白人至上主義者Wade Michael Page在錫克教寺廟槍殺了6個人。2010年在奧斯汀發生過一起駕駛小型飛機的自殺式襲擊，造成襲擊者在內的2人死亡。由於上述施暴者是白人、非穆斯林，他們沒有被報道成“恐怖分子”。

其實，中東恐怖組織根本就不用向美國本土輸出、滲透恐怖分子，因為其境內就存在恐怖組織，比如：3K黨、新納粹組織、種族主義光頭仔團體、基督認同組織。顯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並沒有感到生命受威脅。

“聖戰”分子的動機複雜

美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前副主任保羅·比勒（Paul R. Pillar）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在遙遠戰場的軍事勝利並不必然減輕本國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因為發生在本土的恐怖襲擊並不一定都同‘伊斯蘭國’有密切聯繫，或者接受過海外組織的訓練，可能僅僅聯絡鬆散的外圍人員。”

保羅·比勒揭示的一個事實是：本土“聖戰”分子與中東恐怖組織的聯繫可能是微弱而稀薄的。他們在美國出生、受教育或者長期居住，大部分通過網絡接觸伊斯蘭極端、激進思想，他們本身可能疏離社會、攜帶犯罪記錄、有着家暴傾向，經歷各自人生的失落與挫敗。以911後美國最嚴重的三起“聖戰”恐怖襲擊事件為例，施暴者不是中東恐怖組織滲透境內的戰鬥人員，不知曉他們的“自我激進化”時間點是接觸網絡上“聖戰”宣傳前還是後，也很難確認他們的暴行是否完全是出於宗教動機與目的。

2016年，美國奧蘭多槍擊案

2016年奧蘭多槍擊案，恐怖分子Omar Mateen在一家同性戀酒吧槍殺了49人。他在自殺前電話告知警方效忠“伊斯蘭國”組織，但警方並未發現證據表明他與“伊斯蘭國”有實質接觸。從過去修習宗教儀軌的記錄來看，他至少不是儀式上虔誠的穆斯林。他曾家暴妻子，使用同性戀交友軟件，去過幾次作案酒吧。他究竟是出於“聖戰”意識形態，還是無法接受同性戀傾向的自我厭惡感，而採取極端殘暴的行動，仍是謎團。

2015年，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

2015年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一對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夫婦槍殺了14人。妻子在襲擊那天宣布效忠“伊斯蘭國”，而丈夫曾與兩個基地附屬組織的戰鬥人員有私人接觸。他們因網絡宣傳煽動而轉向激進化的時間，早於“伊斯蘭國”組織出現。

2009年造成13人死亡的美軍事基地胡德堡槍擊案更加複雜，在是否定性為恐怖襲擊上仍存有分歧。作案者是胡德堡軍事基地的精神科醫生Nidal Hasan，他是虔誠的穆斯林，也是專業素養上得到肯定的軍醫。他曾為從中東戰場的大批美國士兵提供心理輔導，抗議穆斯林群體在軍隊中被歧視，質疑美國在中東的反恐行動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作案前他為被派往中東的任務而沮喪。他在開槍時有意迴避了平民，只把目標瞄準軍人。

顯然，政治人物與社會輿論拒斥動機上個體層面的解釋。因為微妙的理由，比如精神疾病，事業困境，童年創傷，酒精、毒品和金錢問題等等，讓敵人面孔更加疏遠而難以捕捉，甚至引人同情。然而，公眾需要清晰而容易鎖定的敵人，比如“基地”組織、“伊斯蘭國”，這些是可以打擊、空襲甚至摧毀的對象。此外，死在精神失常者的槍下似乎不那麼“高貴”，但如果說是“聖戰”分子，則死者是反恐戰爭中的“殉難者”。同時，臨時宣稱效忠“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或許他們是“真誠而忠實”的追隨者，但是否也存在死前把罪行與一個“宏大”的目標與“厲害”的組織相掛鈎、蹭一個“殉道者”名聲的心理呢？

這些個體層面的因素因種種原因不被提及，一個方便的解釋“個體被招募、激進化以及被引導去行動”廣為接受。

危險政策

在指出穆斯林禁令可能導致的危險後果之前，有兩點需強調：一是美國總體接收難民的數量很低，針對難民入境已經有一套嚴密的審核程序，大概經過兩年的漫長過程；二是恐怖分子個體層面動因的挖掘並沒有弱化“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邪惡與暴力，只是為了揭示複雜的事實與不方便的真相。

穆斯林難民尋求美國庇護，正是為了逃離恐怖主義。穆斯林群體是恐怖襲擊的最大受害者。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記錄了2001年至2015年共85000起恐怖主義案件，超過20萬人死亡，平均每年有5000起，單2015年就發生15000起。這15年內，73%的恐襲與78%的死亡分布在以下十個國家：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印度、伊拉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索馬里、敘利亞與也門。46%的恐襲與超過50%的死亡，發生在三個穆斯林國家：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如果美國疏離、拒斥這批穆斯林難民，無疑是將他們推向更加悲慘的境地。

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招募對象，是社會上的“脆弱”個體，這些個體需要一個宣洩不滿的管道。恐怖組織通過在互聯網上灌輸極端思想與鼓動極端暴力，吸引這些靈魂飽受痛苦的自我篩選的聽眾。

伊斯蘭極端組織所樂見的，是西方世界與穆斯林群體的關係破裂，對抗與衝突嚴重化。被美國無人機暗殺的激進派穆斯林教士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在散布極端思想時，教唆西方青年穆斯林“永遠不要相信異教徒。異教徒的首領正在謀劃殺死這個宗教，他們日夜在盤算”。這類煽動性言論所等待的，正是一個類似於穆斯林禁令的政策。

在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與穆斯林禁令的“鼓勵”下，白人至上主義者隨之起舞。今年2月14日，堪薩斯州奧拉西的酒吧發生槍襲事件，一位印度裔工程師中槍而死，這位白人恐怖分子行兇時高喊“滾出我的國家”。

相信特朗普一定讓中東伊斯蘭極端組織默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