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提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一是加强政策协调机制建设。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加强中央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力度，

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共同协商解决区域间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要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城市之间的政策协调。

二是建立健全投融资体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可鼓励东部地区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股权投资基金，引导其更多地参股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程项目。

可整合现有的存量财政金融资源，设计合理的财政金融架构，让资金流良性运转，走活整盘“一带一路”的“大棋”，带动内陆地区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同时，需要从国家层面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其中亚投行的项目资金可更多地向内陆地区倾斜。

三是完善经济政治风险管控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可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风险预警处理通道，建立最快捷反应的风险防控方案。

强化区域监管当局间的协调一致，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监管当局间的沟通互动，扩大信息共享范围，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性和监管一致性，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要建立健全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协调各方行动，完善共同应对处置经济政治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安排，共同维护区域合作和经济社会稳定。

四是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际化人才就没有推动 “一带一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通过设立“国家‘一带一路’人才基金”的形式，鼓励更多东部地区的高端人才向内陆地区流动。

加强内陆省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合作办学，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从实际情况看，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培训的投入力度。

五是推进生态保护联动机制。这是内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但也不能忽视生态安全的特殊地位。

要推动内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建立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大力开展城市环境、大气质量、防风固沙、水原保护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加强对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沟通协商，可规划实施一批共同参与的重大环境保护项目，设立形成若干个“‘一带一路’环境合作保护示范区”，为促进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一带一路促进跨境人民币扩展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支撑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比较重要的瓶颈问题：

首先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改变国际竞争方式。全球价值链是贸易投资、服务、生产的一种综合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竞争由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转变为在产品某个环节、任务和功能上的竞争。

我国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奖出限入政策和各种政府干预政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往往事与愿违。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的变革，甚至对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特别不能忽视新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的迅速变革。如新技术的典型代表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品、智能制造等；商业模式变革如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组织方式变革则包括外包、生产的一体化等等。面对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要求我国企业、产业和政府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更好的顺应和利用新变革。

还有一个是成本与竞争问题，即国内成本上升与国际后来者的“竞争侵蚀”。近年来，国内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同时，我国对环境、劳工、安全等规制成本快速上升，使得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竞争力有所削弱。

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成本优势相对明显，对我国外资外贸的国际竞争产生了后发性的“竞争侵蚀”。

其他方面的瓶颈因素，比较明显的是区域发展差距的“木桶效应”依然明显。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我国区域差距的“木桶效应”仍然非常明显。